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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1993年，正值中国金融业变革的前夜。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在行内组织了“中行如何转换经营机制”的研讨活动，时年26岁的郑国雨挥斥方遒，对中行进行“诊断”并开出“药方”——他分析提出了中行的五大优势和五大劣势，并提出六大业务发展方向。
现在他将对另一家国有大行进行综合评估。与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改革设想变为现实，因为他已经成为掌舵者。1月2日，14位邮储银行董事会成员全票同意选举郑国雨为该行董事长，2月13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核准郑国雨邮储银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在此之前，郑国雨在银行业已工作了35年。30多年来，他经历过各岗位、多层级的历练，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期间中国宏观经济跌宕起伏，股改上市、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等金融变革不断，郑国雨也在适应中不断求变。“银行业的转型史，就是国家经济改革转型史的缩影。”他在一篇文章中称。
在郑国雨职业生涯的前期，国有大行因为不良高企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挣扎，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才使国有大行涅槃重生。2006年后，国有大行陆续上市，叠加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有大行盈利、市值等指标处于全球银行业前列。
现在新的挑战悄然到来，随着净息差的收窄，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已回落至0左右 。同时基于扶持实体经济，国有大行还需让利，如何平衡好盈利与让利？相比其他大行，邮储银行还存在“储蓄强、贷款弱”等结构性问题，未来如何改善？
郑国雨过往对此的思辨可窥豹一斑。他在山西、四川担任分行行长时表示：“越是在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前瞻能力、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时候；越是社会有所需的时候，越是银行有所为的时候。”
初出茅庐，视野不小
1988年，21岁的郑国雨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毕业，分配至中国银行长江分行工作。长江分行是为适应武汉市计划单列、外贸自营出口需要而成立的新机构，当时正处于扩张之中。1988年长江分行营业网点增加了26个，职工人数增加了222人，郑国雨成为其中之一。
作为外汇外贸的专业银行，中国银行长江分行处于对外交流的前沿，当时陆续开办了信用卡、信托服务、国际结算等新兴业务。郑国雨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些新兴的表外业务，在工作3年后他发表了首篇文章《银行业务发展表外化的启示》。他认为，中行发展表外业务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应大力发展信用卡、金融资产保管、投资咨询等业务。
这期间，四大行的经营界限逐步打破，业界形象地称为“农行进城、工行下乡、中行上岸、建行破墙”。以中国银行为例，其以外资外贸业务为主，但也开始积极发展国内业务。打破藩篱后，四大行如何打造自身的特色优势就成为关键。
一些更专业的人才也开始调往四大行高层，比如周小川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1993年他在中国银行内部组织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银行转换经营机制”的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探讨中国银行如何由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
时年26岁、刚参加工作5年的郑国雨也积极参与这次讨论并获奖。和他一起获奖的还有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员工陈四清，20多年后他们在工商银行总行共事，陈四清担任董事长，郑国雨担任副行长。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行业务开拓的思考》一文中，郑国雨对中国银行的优劣势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提出新的业务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银行优势包括经营管理机制灵活、拥有国际金融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才众多、短期资产占比高（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容易）等，劣势则包括机构网点不足、客群集中在外贸行业且部分外贸贷款坏账较高等。
郑国雨也开出了“药方”——要实行全方位经营策略突出中国银行业务特色，逐步形成传统业务与新型业务、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银行业务与其它业务并举的新格局。
“金融机构改组将引起较大幅度的震荡，实力对比会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转轨调整时期，谁抓住机遇谁就能占有主动，中行应利用实力变化可能出现的业务真空，集中优势资金争取客户。”郑国雨在文中鲜明地提出。
当时变革的不止银行业。1993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以下简称：91号文），塑造了今日中国金融业的基本形态：人民银行要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组建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实行汇率并轨，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等。
对于银行业，91号文提出，要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为此需要改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其中之一为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
这是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新趋势提出的改革思路。其中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指银行通过合理控制资产与负债的比例，确保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一种管理方法，主要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流动性比例等；而资产风险管理是对银行资产进行识别和计量的一种方式，日后形成贷款的五级分类制。
郑国雨发表前述文章的的时点在91号文之前，他在文中也建议中行要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重视贷款的风险约束。10多年后的2006年，郑国雨再度发文探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
他表示，近年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来不断提高，但仍停留在风险控制阶段，而国际银行业已进入风险管理阶段，后者是建立在丰富的业务数据、科学的管理模型以及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基础之上的风险控制。为此，要建立一个高效的资产负债管理决策机构和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团队。
这是郑国雨以第二作者和他的同事兼校友冯鹏熙一起发表的一篇文章。“同事”是因为冯鹏熙当时在中国银行总行资产负债部工作，“校友”是因为冯当时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郑国雨已获得该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相比本科的工学专业，工商管理显然和他的工作更为契合。
“有幸在最好的年华结交在座同学，风华正茂共斥方遒；有幸在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建设祖国，为国效力幸甚至哉。”郑国雨在日后的一场聚会上如是回忆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岁月。
到华中科技大学学习的1997年，郑国雨正值而立之年。这时，他在银行业已工作了近10年，可以更好地将实务工作经验与理论进行结合。除资产负债管理外，他在这一阶段还关注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欧元区银行经营管理等课题，并发表了相关文章。
“越是社会有所需要，银行越要有所为”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一个关键指标是资本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该比例需达到8%。但由于不良高企，包括中行在内的四大行在上世纪90年代资本充足率远低于8%。如果按规定提足坏账准备金，四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
为此，国家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特别国债及外汇储备注资、引进战投等改革，四大行才得以脱胎换骨并相继上市。2006年，中国银行率先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A+H”上市银行。
中国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也在调整之中。在武汉，中国银行长江分行于1992年更名为中国银行武汉市分行，1999年6月武汉市分行撤销，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合并。据公开信息检索，郑国雨在2002年已出任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助理，时年35岁；2007年前后出任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时年40岁。
和以往在基层专注具体业务工作不一样，走上省级分行领导岗位的郑国雨需要处理更多的“涉外”事务。他需要更多地和企业、地方政府打交道，同时统筹好分管领域的工作。
2010年6月，郑国雨向50多家企业客户宣讲原银监会印发的贷款新规，介绍贷款新规实施后银行贷款流程的变化，尤其是“实贷实付”的监管规则给企业融资带来的实质性影响。
（2010年郑国雨在湖北，左三）
2012年1月，郑国雨离开他长期生活工作的湖北，来到1000公里之外的太原，出任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这是他首次执掌国有大行省级分行。此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叠加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冲击，银行业利润增速从20%的台阶降至10%的台阶。
在山西，这样的挑战更大一些。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经济增速由2010年的13.9%回落至2014年的4.9%。与此同时，山西煤炭企业经营困难。
作为国有大行的省级分行行长，郑国雨需要对总行负责，确保分行稳健经营，同时又因为扎根山西，郑国雨又需加大对山西的支持。郑国雨没有回避这些争论，他开始在不通过场合公开自己的思考。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越是在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前瞻能力、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时候；越是社会有所需的时候，越是银行有所为的时候。”
他认为，支持山西地方经济发展是银行义不容辞的重任，但要按照煤与非煤两个方向来支持，煤炭行业要继续支持，但要加快发展非煤业务尤其是个人零售业务，以此分散风险。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2086.45亿元，市场份额提升0.17个百分点，新增额居当地五大行之首，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至967.27亿元。不过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存贷比为46%相对较低，显示信贷投放面临一定压力。
在山西工作3年后，郑国雨于2015年6月调任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四川的经济规模更高，四川省分行的体量也远大于山西分行。
当时四川经济增速在8%左右，在各省份中处于中上游的水平，正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央行成都分行的一份报告称，虽然四川工业化进程快于全国，但第三产业发展长期较大程度滞后于全国。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郑国雨表示，四川正处于产业转型发展期，这对银行也是挑战，传统资产质量承压，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生命周期短暂性、创新替代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对银行服务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服务也要求新求变。
在地方分行工作期间，郑国雨还对一些全国性的金融变革保持关注，毕竟资金是流动的，这些金融变革影响的不止北京上海，也会影响山西、四川。2015年存贷款市场利率放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银行业形成较大冲击。
在郑国雨看来，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科技脱媒的推进，以往依靠利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因此银行要由传统经营模式向多元化、跨市场、跨区域、跨业态的经营模式转变。
邮储新挑战
2019年1月，郑国雨上调中国银行总行出任业务总监，4个月后他进一步升任中行副行长，迈入中管干部序列，时年52岁。两年后，他跨行出任工商银行副行长。
“我在中国银行做了33年，几乎经历了大部分的岗位，和中行一起成长。中行这几年经历了很多大事难事，但改革后中行更加稳健，我本人也更加成熟了。”2021年9月离任时郑国雨在中行总行一层大堂向同事们告别时说。
在中国银行副行长任上，他主要分管个人与科技业务；在工商银行任上，他积极推动工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和金融服务创新。“郑国雨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务实担当，在完善工行大财富管理体系、建设科技强行及数字工行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工商银行董事会如是评价。
这期间郑国雨发文的频率有所增加，全局视野更广，在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强调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
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创新转型要符合人民群众期盼，要对接居民收支两端：在收入端助力资产配置，帮助客户管好“钱袋子”；在支出端助力消费升级，帮助客户改善生活水平。
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财富管理要突出普惠化，从服务高净值客户向服务全量客户转变，切实发挥好财富管理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2023年3月，邮政集团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宣布，郑国雨任邮政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免去其工行副行长的职务。按照惯例，邮政集团总经理将兼任邮储银行董事长，但直到今年初，郑国雨才被选举担任邮储银行董事长，时年57岁。
邮政集团是是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等为主业的国有独资公司，2023年实现营收8000亿，位列2023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第86位、世界邮政第1位。邮储银行是邮政集团最重要的业务板块和子公司，2023年资产规模达15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425亿元，在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占据一席之地。
和包括其他五大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不同，邮储银行形成了独特的“自营+代理”的运营模式，其中自营业务主要由邮储银行直接管理和运营，而代理业务则通过邮政集团遍布全国的邮政储蓄网点进行。
凭借这一模式，邮储银行以近4万个网点数量遥遥领先其他五大行，形成了强大的揽储能力：在诸多指标低于四大行的情况下，邮储银行的个人存款余额比中行还高。
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邮储银行的“储蓄强、贷款弱，零售强、对公弱，客户多、人均低，规模大、利润薄”等结构性问题。比如储蓄强、贷款弱，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13年末邮储银行存贷比为58.4%，相比五大行低20个百分点左右，邮储银行不得不更大比例的配置国债等金融资产。
再如客户多、人均低——邮储银行拥有6亿多个人客户，零售资产管理规模AUM达到15万亿，超过中行、交行，但户均AUM比其他五大行要低，非存款户均AUM则更低。非存款AUM和财富管理手续费高度关联，这也导致邮储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其中间业务有待进一步发展。
郑国雨可能是国内最早关注中间业务的实务人士，他在24岁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讨论银行表外业务，当时他所在的中行长江分行在武汉市首度推出长城信用卡，后在中行、工行任上又分管零售、科技等业务，对包括财富管理在内的金融业务有着深入的理解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在调任邮政集团后，郑国雨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在内部座谈会上表示，邮储银行、代理金融是邮政集团的“吃饭业务”，必须实现稳增长、防风险。
对于邮储银行，他提出要在“四个稳”的基础上补短板：一是稳增长，要保持业务均衡合理、有效益、高质量增长，存贷款业务要稳，短板业务要补，客户基础要强。二是稳收入，要从稳息差、中间业务、新业务中要收入。三是稳质量，坚持审慎稳健的风险文化，加强信贷全流程管控，确保资产质量优。四是稳利润，要向成本节流、向不良问效。
而在接任董事长后，他需要更加系统地评估邮储银行的优劣势及改革路径。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做好盈利与让利的平衡。国有大行是上市公司，需要对股东负责，需要以盈利为重，但国有大行还需承担社会责任，尤其在当前实体经济较为困难的时期。相比而言，邮储银行零售信贷尤其按揭贷款占比较大，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等让利措施对邮储银行影响更大。
当下更为紧迫的问题则是如何配合相关部门完成注资工作。去年末财政部明确将通过特别国债向六大行注资，增加其核心一级资本。而邮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距离监管要求较近，资本补充最为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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