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国两会中，曾有数位代表委员热议中小学学制相关问题。近日，在一场教育研讨会中，“缩短学制、取消中考“的呼声再起，教育评价改革等问题也颇受关注。
3月17日，85岁的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拔尖创新人才研究中心”主任杨德广，出席了位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的“深化招考制度改革，切实推进‘双减’”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2025年3月17日，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深化招考制度改革，切实推进‘双减’”研讨会召开。本文图片均为 主办方 供图
中考遴选方式是否可以更优化？
杨德广在会上建议，高考招生制度从单一分数主导改变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其中，“分类考试”打破全国统考模式，建立多层次考试体系；“综合评价”不再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从多方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和特长，全面衡量学生的潜力和能力；“多元录取”改变单一的分数录取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录取学生，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升学通道，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
他建议，把中国现行的12年制的中小学年限压缩到10年，取消中考；允许重点大学与有特色的中学挂钩，及早发现和选拔人才。
杨德广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
针对“学制”这一教育改革中的热点议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袁雯则强调，在现行“十二年学制”框架下，应重点关注各学段的教育目标定位、教学内容设置以及学段间的有效衔接，同时深入思考十二年教育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人才筛选，还是构建更加包容、弹性的教育体系。
袁雯同时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教育环境中，分数导向日益强化，给学生和教师群体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两个群体成为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这一问题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袁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关注到了基础教育。她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质量的教育应以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为核心，避免过度应试化和功利化；要缓解基础教育阶段的内卷现象，减少不必要的学业负担和分数焦虑；要基于学生兴趣特长，个性化培养更多各级各类创新人才。
因此，她提出，是否应该改变中考遴选方式，适度缩短基础教育学制，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袁雯分析，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许多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接受了长时间的教育。基于中小学6+6学制体系，一个高职生至少要接受15年教育，大学毕业生至少16年，硕士和博士另外要3-8年。这意味着，博士毕业生求职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就业、婚姻、生育等压力叠加而来。此外，人才供给和社会需求不完全匹配，高素质人才进入创新领域较迟，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她建议，优化中考遴选方式，条件成熟时取消现行中考，实行初高中直升，适度缩短中小学基本学制。“通过直升制度，可以让学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可以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家长的教育焦虑，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开展科创探索和实践能力培养。”另外，直升制度需适配依据学生兴趣特长的遴选机制和弹性的一贯制培养，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在多元化的高中和弹性的学制间选择。
而在中考改革问题上，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尹后庆认为，可探索建制分类的方向，从多元视角设计多样化高中，推动分类考试与多元录取相结合，与特色高中建设形成联动。
“考试评价的作用，在于将不同个体引导至适合其发展的方向”
除学制以及中、高考制度改革之外，更多的教育评价问题，也在当日的研讨会被提起。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卫强调，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推动“双减”政策落地的核心抓手，必须通过系统性、科学化的评价体系优化，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恽敏霞在发言中总结出教育评价改革的几个难点：一是学生个体差异显著，统一标准易导致“一刀切”；二是评价权力下放可能滋生腐败现象，影响教育公平；三是社会理解不足，群众短期内难以形成广泛共识。
“教育的本质在于尊重人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元化，帮助每个人基于自身天赋实现最优发展。”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范国睿认为，考试评价的作用在于将不同个体引导至适合其发展的方向，构建多元、包容、弹性且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范国睿提出五点建议：一是优化政府教育治理理念，充分尊重教育规律，支持教育家办学；二是推动学校均衡发展，打破等级化格局，促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加大对普通学校的扶持力度；三是完善社会人才评价机制，破除唯学历论，建立重视能力、不唯文凭的选人用人标准；四是改革考试评价与招生制度，突出考试在甄别学生能力与潜质方面的功能，弱化其选拔性；五是创新教育方式，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从以传授确定性知识为主转向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为核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针对“减负”政策推进中的困难，尹后庆则强调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社会观念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认知是否存在偏差；二是教育资源配置是否真正体现公共性，避免加剧教育不公；三是舆论环境与家长群体的分化现象，以及技术应用对教育生态的影响。他强调，当前教育改革需重点关注两大方向：一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情感能力，强化人际交往与情感教育，塑造健全人格；二是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教育需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将其落实到教育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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