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去年常住人口增加74万人，同期浙江省外人口净流入达到45.4万人——尽管尚有个别省份未披露2024年度人口数据，但考虑到基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粤、浙两省的“人口增量第一”“省外净流入人口第一”已不可动摇。
常住人口增量是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机械增长（外地人口流入）的共同结果。去年，全国大半省份的自然增长人口为负数，即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广东以8.89‰的出生率（全国6.77‰），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全年出生113万人、死亡66万人，自然增长人口47万人；省外人口净流入为27万人。
广东更敢“生”，浙江更能“引”，去年全省出生人口41.0万人（出生率6.17‰）、死亡人口43.4万人，自然减少人口2.4万人，而常住人口总量增加43万人，即省外人口净流入为45.4万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浙江历年的省外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5.5万、36.7万、55.7万和45.4万，在最近三年全国人口总量连续减少的背景下，人口净流入合计接近140万，以中国县域平均40万人计，相当于增加了3.5个县的人口。
浙江的“引力”何在？
近期多个高级别调研组赴浙江，就“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优化企业创新生态，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展开调研。图为民建中央调研组考察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图片来源：民建中央官网
经济长红。吸引外来人口“用脚投票”，最大的因素是“乐业”。据“七普”数据，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八，但流动人口数量高居第二，2020年有省外流入人口1618.65万人，迁移原因是“工作就业”的占82%，处于16-59岁劳动年龄的占87%。
浙江以稳居全国第四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至今已连续13年高于全国水平。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以2023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结果显示，全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228.0万个，从业人员3208.9万人，比“四经普”的2018年末增加257.1万人。近年，浙江加快培育由4个万亿级产业群、15个千亿级特色产业群和若干高成长性百亿级“新星”产业群组成的“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兴”筑起了人口增长的基座。
结构特色。民营企业是就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目前民营经济占我国城镇就业存量的83%、新增就业总量的90%以上。作为民营经济强省，浙江企业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数量已连续26年居全国首位，2024年度达106家，当年入围民企“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研发投入500家”“发明专利500家”4张榜单的企业数量也全部为全国第一，实现“大满贯”。
“世界浙商大会”2011年起举办，到去年已是第七届。杨佳吟 图
全国经济总量前六位的省份，去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4.9%（广东）、58.2%（江苏）、51.7%（山东）、56.4%（四川）、约55%（河南），而浙江达到67.4%，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样的结构下，民营经济在制造业、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诸多领域吸纳了大量不同层次、不同技能的劳动者，持续吸引外来人口流入。
省域均衡。2021年以来，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围绕“富民”统筹强城、兴村、融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已缩小到去年的1.83（全国2.34），设区市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的倍差缩小到1.54，省域各地的经济发展活力、公共服务水平“水涨船高”。至今，11个设区市的常住人口已连续三年全部增长，杭州近十年每年的增量都超过10万人，温州、宁波正为谁是国内下一个“人口千万城市”展开“浙江德比”，即使是经济总量最低的“生态屏障”丽水市，三年来的常住人口增量也达到1.8万。这种各板块自带动力的“动车组”现象，与部分省份的常住人口“省会增，省域减”大异其趣。
浙江嵊泗县泗洲塘村共富民宿集聚区。姚凯乐 图
“吸引省外人口流入成就显著，这是对经济发展活力的认可、对公共治理能力的高度评价。但随着全国人口总量减少，人口增量放缓的趋势不容忽视，破解‘增量困境’、持续将增量人口转变为存量人口是一个重要课题。”日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淼在《浙江日报》上撰文建议，应关注常住人口的民生支出总盘子，科学测算民生支出及各类事项在财政预算中的安排次序，确保民生支出增幅与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长空间适宜，优先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领域的财政投入。
同时，关注各地市、各区县之间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的现象，以及劳动人口的持续引入、有效留存问题。在部分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市，尤其是经济体量大、年轻人口多的区县，重点关注总量满足和中高端供需均衡问题；对部分人口收缩或相对稳定的地区，可探索将富余的医教等紧缺指标在省域内再调配。除了引育高层次人才、海归人才，也要关注普通流动人口留存，增强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可试点“家庭团聚式”用工政策，加快破解“家庭迁移”壁垒。此外，也应关注中等收入群体、高净值人群对优质非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满足多元化的品质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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